遂宁：浴改革春风 听老人讲知青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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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记者冯利婷)40年前，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速席卷全国，少男少女分散在各行各业谱写着各自的人生，如今40年已经过去，但那段知青生活经历已经成了他们人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。在春节期间本网记者特意走访，听知青何寅生讲他们的故事。 　　“知青”——那个特定年代的一段历程 　　如今已经快57岁何寅生老人，面对记者：“知青运动是那个特定年代的特殊产物。作为运动的当事人，对其中的得与失、苦与乐，付出与收获，我们都十分清楚，回顾知青经历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。” 　　9毛钱车票将他带去“三家公社” 　　“我有一个理想，一个美好的理想，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……要把农民当……”何寅生还记得，小时候他们常唱《我有一个理想》这首歌。小学时学习过邢燕子、董家耕、侯隽等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事迹，老师也常常灌输他们长大后要当农民才光荣的思想。每次写作文，只要写自己的美好理想是当农民，肯定会得到老师的好评，并拿到班上来读。除此之外，将会被瞧不起，甚至被指责批评。 　　1968年12月，毛ZE东主席发出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最高指示，全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式拉开帷幕。 　　遂宁最初是动员知识青年报名参加下乡插队活动，并陆续送走了几批热血青年。何寅生的邻居中就有一个叫周明珠的女子，性格外向，胆子较大，1969年就到遂宁三家4大队插队落户了。但是，主动报名下乡的毕竟是少数。何寅生的母亲心疼儿子，不管居委会开过多少次会议，多少人上门来动员，她坚决采取软拖的办法硬挺着不去。在全国一浪又一浪的上山下乡热潮中，他们就在忐忑不安中观望着。 　　1970年6月的一天，居委会开会说自愿报名下乡变成了必须去，而且先去的还可以自己挂钩联系落户点，后去的就会统一安排到没有人愿意去的艰苦地方去。浪潮来了，母亲感到抗不下去了，也就准备让何寅生下乡插队去。“可是一家人对农村一点儿都不熟悉，往哪儿去呢？”听说三家是出产大米的地方，当农民最怕的就是没大米吃，于是母亲就委托先下乡的周明珠帮忙在三家联系了一个生产队————离场镇较远的6大队7队。 　　“我们将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?我们的今后人生会是什么样?一切不得而知。”何寅生还清楚地记得，1970年6月14日，当派出所的人将一个注销章盖在户口页上后，他便花9毛钱买了张车票，带上简易行李，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刚一下车，没有出过门，没有乘过车的他，就是一阵呕吐。等缓过气来后，一路打听，步行了约1个小时的乡村小路，才找到了自己的新家——三家公社6大队7生产队，并在那里开始了长达4年多的一段历程。 　　最怕做弯腰的活儿 　　何寅生说,生产队干活都是由队长安排的。除自留地以外，一般的生产队社员是不用操心队里的农事的。什么时候播种、什么时候收获；播哪儿、收哪儿，都有队长操心。 　　每天一到早上，住对院的生产队长会站在院外的田坎上，大声叫喊分配一天的工作，两个院子都能听见。然后转过山包，对着山湾里的院子叫喊，男劳做什么，女劳做什么，老年人做什么，哪些人到哪块土，哪些人上哪个坡……分别都有安排。 　　农闲季节里，农民们干活是很懒散的。上午、下午都是拖很久才出工，走到前头的，往往先坐在那儿等着后来的人，人差不多到齐了才一起动手劳动。但是一到农忙时节，农民的勤劳本性、吃苦耐劳品格便得以充分表现。他们会起早贪黑地抓农时，抢种下去，脸朝黄泥背朝天的辛勤耕耘，汗滴禾下土的艰难付出，不会为干多干少而斤斤计较， 　　到收获季节，虽然农民们都知道，交下国家的公粮统购后，自己便所剩无几，还得东拉西凑地挨到下一个收获季节。但是粮食一到场，他们会毫无怨言地将一担一担粮食挑往国家粮站，候在那里等候质检然后入仓。然而，此时也是利益冲突的季节。这家分多了，那家分少了，这个分好了，那个分次了，某块地头的东西又不翼而飞了……平时互相交往的慷慨谦让之风似乎不见了，吵吵闹闹，甚至要骂出花样骂出名堂来。 　　“我还记得那时挑担子往场上送的情景：穿着短裤，光着上身，腰缠汗帕。”何寅生说，为了逞能，他常常是连草帽都不戴，顶着烈日，挑着重担在崎岖的小路上行走。翻垭口时是一步一挨，鼓足勇气，暗下决心，瞅准一个一个目标，下决心要走到目标才歇下来。天热人渴时，走到有村落的地方歇息，来到井边，打上井水，一口气喝个凉爽痛快。到了场上，和农民一起用麦子换了水面，面煮熟后，放一些辣椒酱，没有一点油也没有其他任何调料，大家就津津有味地一起吃起来。 　　何寅生说，他不怕挑泥上坎，不怕挑粪上山，最怕是做砍麦子、下田栽秧的弯腰活儿。栽秧时，每人占一域口，动作熟练的，占的域口宽，插的秧有好些株，而自己由于栽得慢，即使域口开得窄，也经常落在人家后面。于是有时就不插秧，帮着推秧盆，这个活儿虽然弯腰的程度小一些，而且有直腰的空隙。可是要推着秧盆在田里走来走去，活动量还是比较大。脚杆在泥里陷下又拔起，拔起又陷下，泥浆将腿毛扯得精痛，不等栽完一季秧，腿杆上的毛就被拔得精光了。 　　参加过全公社样板戏汇演 　　农忙时节忙农活，农闲季节就无聊。由于在农村生活非常的单调枯燥，知青们难免会感觉孤寂，于是一些人就会互相走动走动，人们称之为串队。几个知青聚在一起，大家做一顿饭吃，天南地北地侃侃，得到一点精神愉悦。何寅生曾经就去过琼江公社串队。 　　除此之外，听到其他什么地方放坝坝电影，何寅生那伙年轻人都会一收工，饭也不吃就跑个十里八里路去看。虽然看来看去都是几部样板戏以及地道战、地雷战、南征北战等能背下来的电影，但是仍然兴致勃勃，乐此不疲。 　　每周逢场时，知青们往往也有事没事都往场上走一趟，满场转一圈，感受一点新鲜。甚至不顾路远劳累，到玉峰、西眉、大安、大坡等其他场镇去凑热闹，看新鲜。 　　后来，在全国大演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中，每个生产队出人，由下乡知青和本地的一些文娱爱好者组成演出队，到各个生产队去巡演。在生产队晒场里点上汽灯，用民办教师唯一的一把二胡做乐器，演出就开始了。没有专业指导，看的样板戏电影多了，台词都能背下来，当然也有一个剧本。谁懂什么京剧？凭自己看过的模仿着说唱罢了。何寅生演过《沙家浜》里的刁德一，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常猎户。虽然水平不能用级别来评价，有点像小时候和院里的孩子一起模仿电影演着玩差不多。但是表演每到一处地方，生产队的农民都会倾巢而动，甚至于邻队的爱热闹者也会前来观看。并且后来还参加过全公社的样板戏汇演。 　　风雨同舟存友谊 　　“这儿的农民非常淳朴，他们很多人都没进过城。城里来了知识青年他们觉得非常新鲜，常常钻到我家来看知青长什么样，是怎么生活的。”何寅生说，当地农民们经常跑去他家听他讲城里的新鲜事，同时农民们也津津乐道地向自己介绍一些生活方法。比如教他在谷子打了米拿回家后，怎样用风车扇去谷壳糠皮、怎样用筛子筛选出混在米里的谷粒和稗子等。除此之外，何寅生还向农民们学了干豇豆、茄鱼、萝卜干等很多干腌菜的制作。 　　日常交往中，何寅生和队里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一些人家做了凉粉，推了豆腐，也常常会给何寅生端上一碗；来了客人，也会请何寅生去一起吃饭；村里有娶媳妇嫁女儿之类的喜事，同样不会忘了请何寅生他们几个知青去白吃一顿。为了答谢农民，何寅生每次进城回家，如果农民需要在城里买点什么东西、需要将白布带到城里来染、甚至需要将小麦带到城里换质量好一些的干面……只要找到他，他都愿意不辞辛劳地给予帮助。 　　后来，何寅生返城去读师校后，每次遇到队里的人，都说想念他。每次重返三家，都受到了队里人的热情款待，还有人送上鸡蛋、鸭蛋等农家礼物。师校毕业后，何寅生到了三家教书，队里的人们看见他来后更是格外亲切。 　　知青经历是宝贵财富 　　1974年，何寅生被成功推荐上学读了师校。如今在遂宁市船山区教科所任职， 　　回顾当年的知青生涯，何寅生不时会感叹：“抚今忆昔，那个运动已成历史，那段经历，已成记忆。对于上山下乡运动，虽然从知青本人来说，从农民来说，都是得不偿失的，但是当年的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，农村的广阔天地丰富了我的阅历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知青经历也成了我人生的宝贵财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