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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 遂宁搬掉农民头上“三把刀”
解放前,高租、重押、高利贷,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,是悬在遂宁农民头上的“三把刀子”。尤其是地租,租额为1.5-2.5市石/亩,接近土地实产。若遇歉收年,佃户则产不抵租。地主为强迫佃户如数交租,在佃租时先收押金,常额为土地年总收益的20%左右。有些地主还逼迫佃户年年换约,加租加押,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。加上名目繁多的如“吃新”等额外剥削,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甚至倾家荡产,家破人亡。
遂宁解放初期,工作千头万绪,来不及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制度,加之自然灾害严重,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十分困难。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新生后,热切盼望搬掉架在头上的“三把刀子”。
1950年7月,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从当年冬至次年春开展清匪、反霸、减租、退押运动。8月,根据《西南区减租退押暂行条例》及其《实施细则》和中共川北区党委《关于开展减租退押运动的指示》,中共遂宁地委成立工作总团部,各县成立工作团部,各区成立工作队,下设若干工作小组,开始在全区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。
减退斗争宣传先行。10月底至11月初,全区各县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,宣传党的减租退押政策,消除群众顾虑。11月下旬,斗争全面展开。第一期减退九县共129个乡,到12月20日结束。第二期减退114个乡,到1951年2月20日结束。
在长达数月的减租退押运动中,工作队员吃住在佃农家中。工作队员将国家供给的每人每月36斤大米、90斤柴薪和2.4元菜钱,完全交给所住的佃农。他们的工作作风赢得当地农民高度拥护,农民代表主动向工作组汇报地主收租收押情况。
为迅速开展工作,工作队员深入调查走访,把雇农、贫农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建立农会,响亮提出“一切权力归农会”的口号,规定凡雇农、贫农、中农都可加入农会,把积极的和觉悟高的推荐为农会会长或农会小组组长,并迅速建立起农民武装。在建立起农村基层政权后,按照“依靠雇农、贫农,团结中农,中立富农,打垮地主”的方针和“镇压与宽大相结合”的政策,指导农会会员清查出哪些地主开明,哪些地主收的押、租很重,哪些地主罪恶重大等。
对可以和平减租退押的,在算好所收地租和押金后,实行押金全退;租减30%-50%的政策,由地主在会上公开表态同意后,就算完成了。在此过程中,也有十分顽固的地主,就由减租退押工作组和农会对其进行控诉斗争,在其表示服从后再按政策规定进行清退。对罪恶严重的地主,工作组成员秘密深入到受害人家中调查取证,并由受调查的农户按上手印后,将材料逐级送到区政府法庭、县政府法庭、川北行署遂宁专署审查后,再召开公审公判大会。
通过发动群众宣传政策、开展诉苦提高觉悟、组织清算区别对待、分配果实组织生产、建立整顿基层政权等工作,至1951年2月底减退反霸斗争取得重大胜利。但仍存在一些问题:如15%的群众未发动起来;有的陷入宗派斗争;有的农会组织和农民武装严重不纯;有的干部违反政策,施行变相肉刑;分配果实时未重视农民之间的团结,以致影响生产情绪。因此,中共遂宁地委发出《以生产为中心进行重点复查的指示》,提出“生产指标”,要求组织力量,有计划、有步骤、有重点地进行复查,复查工作到4月全部结束。
整个减退共计收回租押20.63万吨黄谷,相当于1950年公粮的125.36%,其中70%投入生产。还退出黄金2727.97两,银锭22191.87两,银元186631元,共兑换人民币1823768701元。封建势力与人民力量发生根本转变。在减退中,仅遂南五县就召开万人以上公审会834次,处决恶霸850名,管押不法地主和顽抗坏分子960名;破获特务案件127件,剿匪时逃跑隐匿的土匪也纷纷自首,仅安岳县就达4000多名,交枪400余支。全区农民自卫队发展到198842人,占农业人口的3.2%,拥有枪支47649支。除极少数乡、村是以农协会代行政权外,绝大多数乡、村已建立政权,彻底废除保甲制。广大农民为保护翻身利益,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和参军热潮,仅一个月时间就有1400名青年参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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